深到骨子里的高贵，是没有身份感
日记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真性情。
因为日记，我们知道胡适先生最爱打麻将，不管刮风下雨、还是酷暑难耐，都得“打牌”、“打牌”、“打牌”，戒都戒不掉。
季羡林先生的日记更有趣：
1932.09.11 我的稿子还没登出，妈的。
1932.09.23 早晨只是坐班，坐得腚都痛了。
1932.12.21 说实话，看女人打篮球……是在看大腿。附中女同学大腿倍儿黑，只看半场而返。
1933.04.29 因为女生宿舍开放，特别去看了一遍。一大半都不在屋里。
1934.03.13 没作什么有意义的事——妈的，这些混蛋教授，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，还整天考，不是你考，就是我考，考他娘的什么东西？
1934.05.17 今天看了一部旧小说，《石点头》，短片的，描写并不怎么秽亵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总容易引起我的性欲。
“日记是最具体的生命的痕迹的记录。”
这是季羡林在大三大四时写的《清华园日记》，内容属实，绝无虚构，看完不禁一笑，原来大师也看美女、骂教授，做春梦、压抑的荷尔蒙无处发泄。
2003年，辽宁美术出版社决定出版季羡林的日记，看到这些边角料，有点刺眼，觉得有损大师的身份，便向季羡林建议，做适当删减。
季羡林坚决不同意，“我考虑了一下，决定不删，一仍其旧，一句话也没有删。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，今天不是圣人，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。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。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。”
其实，删了，没有任何不妥，自己改自己的东西，再正常不过，但季羡林不删。那是真实的自己，又何须掩饰。他不是圣人，更不想用圣人的身份，去骗取世人的顶礼膜拜。他要将最真实、最原始的面貌展现于世。
绝不是什么英雄
季羡林应该是民国大师里出身最穷的了。
他出生在1911年的山东，穷省中的穷县，穷县中的穷村，穷村里最穷的一家。自出生家里便一年到头是粗粝的红高粱面饼子和咸菜，没钱买盐便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，熬水腌制挖来的野菜。吃到白面，是他童年最大的乐事和目标。
三岁时村里有个举人太太喜欢他，他便每天一睁眼，抬腿就跑去，用甜腻腻的萌音乖巧地叫“奶奶”，举人太太这时便会笑吟吟的从肥大的袖管里掏出一小块白面馒头，他再掰成碎碎的小块细嚼慢咽，珍贵如龙胆凤髓，人间至味。
后来，有人想把季羡林打成地主阶级，曾两次派人到其家乡官庄调查，可老家的人告诉几位调查的人：如果要开诉苦大会，季羡林是官庄第一名诉苦者，他连贫农都不够。
还好，人生的高度，并不由人生的起点来决定。
尽管，那时季羡林做过最美的梦，无过于梦到了花生米。他也坦言：我不愿意说谎话，我绝不是什么英雄，“怀有大志”，我从来没有过“大丈夫当如是也”一类的大话，我是一个十分平庸的人。
但这个平庸的人，却开启了一段不平凡的人生。
儿时课堂偷看小说
通常的“大师”童年，都应该风光无限——天赋高，家教好，成绩优异，自有上天眷顾，人生就像开了挂一样。但季羡林不是，季羡林不但普通，甚至还有点笨。
按季羡林的说法，他儿时读书时，就从未考过第一名，只是中上水平，甚至因为珠算打得不好，还挨过板子。曾经上课还偷偷看小说：桌子上面摆着课本，桌子下面却摊着小说，甚至连《金瓶梅》都看，老师在上面苦口婆心，吐沫横飞，季羡林却直瞪着西门大官人的巫山云雨而想入非非。
或许正是由于环境宽松，不为考试所累，才让季羡林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，去培养自己的兴趣、爱好，去挖掘那颗深藏内心的文化火种。大师出民国，也并非没有道理。
升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文科班后，季羡林像是换了一个人。先是别人视为畏途的英语，季羡林“如履平地”，在班里成绩拉下所有其他人一大截。第一次期考，季羡林还生平第一次拿到了甲等第一，更是全校平均分唯一超过95分的学生。
高中毕业后，季羡林考上了清华大学，选择了最火的西洋文学系，并有幸结识了恩师朱光潜和陈寅恪。也正是陈寅恪，让季羡林深深地爱上了佛教史。
也许你并不相信，年轻时候的季羡林并没有什么野心，考大学，不过为了能有个吃饭的铁饭碗。铁饭碗是有了，但季羡林想镀金，要镀金，就得出国。而命运也眷顾了他，他被选中了。
接触梵文
1935年，季羡林泪别清华，告别了破败的国、贫穷的家，以及老亲、少妻、幼子，赶赴德国。但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一别，就是十年。
来到德国后，季羡林被改派到了哥廷根大学——一个风景秀丽的大学城，那里四季绿树如茵。最开始，季羡林选择了希腊文，不知道是语言天赋不够还是怎么的，他一点也听不懂。
不得已，季羡林改学梵文，也正是这一次的改变，让中国从此多了一名东方学大师。有趣的是，选梵文的也只有他一个人。
上天眷顾了季羡林。当时唯一能读懂吐火罗文的西克教授，在课堂上郑重宣布，他要把他毕生的学问毫无保留地传给季羡林。
这回，季羡林是真捡着金饭碗了！
“做学问，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”
曾有学生向季羡林求教：“做学问可有捷径？我的论文实在憋不出来了。”季羡林一听，笑了：“论文岂是憋出来的？”然后补了句至理名言：
“水喝多了，尿自然就有了！”
话糙理不糙。而终其一生，季羡林能取得如此之高的地位，全在于他独门武学：“多喝水”。
1946年，留德十年的季羡林终于归国，在恩师陈寅恪的推荐下，任教北京大学。恰巧遇到胡适和陈垣在论剑。
胡适和陈垣都是民国的学术大咖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两人都因一个问题而“打架”。
胡适认为，先有“浮屠”，后有“佛”，而陈垣则认为是先有“佛”，后有“浮屠”。两人争论了很久，“火花四溅、乱石飞空”，但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那时的季羡林还是个毛头小子，虽然是海归，但籍籍无名。他一看这情形，笑了，心里想：这些个教授，除了瞎折腾乱考试，就只剩吵吵吵了，看我的。
季羡林出招了，他先是找来了梵文、吐火罗文A、吐火罗文B，还不够，又找来了回纥文、康居文、于阗文，然后闭门修炼，把所有的关节层层打通，一篇论文横空出世。
陈寅恪看到季羡林的论文便惊呆了，于是将把季羡林的论文推荐到了当时最权威的学术刊物—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出版。
胡适一看，也惊呆了；陈垣一看，沉默了，虽然没表态，但偷偷地塞给了季羡林三块大洋，对他说，小季啊，你来我学校讲学吧！
几十年后，胡适退隐台湾，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，曾跟手下的学生讲：“做学问，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。”这句话算是对季羡林最好的总结了！
骨子里的高贵，不是装出来的，更不是吹不来，是一步接着一步，一脚跟着一脚踩出来的。看重身份的人，顶着“教授”“成功”的幌子，招摇撞骗，原地不前。
只有真正高贵的人，才明白，成绩永远靠自己一点一滴积累而成。踏实做事，认真为学的人，光辉自在，掌声自来。
帮学生看行李
在北大，流传着一件趣事，上世纪70年代：一位北大新生前来报到，扛着大包小包到处跑，那情形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。加上初到北京，激动中夹着惶恐。
新生好不容易找到报到处，注册、分宿舍、领钥匙、买饭票……手忙脚乱中，恰巧一位老头经过，提着塑料兜，神态从容。新生以为是那老头是个保安，便把行李交给老头看管。
老头欣然答应。
新生便自个忙去了，忙完时已过正午，新生突然想起，自己的行李还在老头那儿。他一路狂奔回去，发现老头竟坐在原地，从容读书。
次日，开学典礼，新生惊呆：那个给他看行李的老头竟然坐在主席台上。一问，他竟就是北大赫赫有名的校长、东方学大师季羡林。
帮学生借阅古籍
季羡林对学生的好，远不止这些。1981年，季羡林的一名研究生作硕士论文，需要对古代刻本做校勘，有的刻本是稀世文物，藏在北京图书馆，只有特定的人才能查看。
学生过去问，被北图的人直接拒绝。学生找老师帮忙。季羡林一听，笑了，说：“找个时间，我们一起去吧！”
季羡林说话算数，专门找了一天，陪着学生去了北图。调书、取书、借阅，一切顺利。
学生开始校勘，季羡林则拿出准备好的书稿，开始自己的工作，整整半天过去，季羡林没催过学生一句，直到学生录完卷子。谁都知道，校长的事情肯定不少。
为学生助脚站威
2001年11月19日，北京大钟寺，四级北风，零度以下，一名中年学者对着永乐钟上铭刻的梵文作学术讲解。
中年学者是季羡林的学生，他足足花了十年的时间，才将大钟上的铭文考释清楚。对于学生的汗水和付出，季羡林心里十分清楚，对于这场学术报告。他认为自己一定不能缺席。
两个多小时的学术报告，季羡林一直坐在台下，顶着寒风，认真听讲，那时他已90高龄，身患重病。
事后，有人问季羡林：“就算是为学生站脚助威，也没有必要在那里冻两个小时呀。”季羡林说：“有必要！因为他讲的有些新东西，有的我还不了解。”
先生之风，高山仰止。一个人高贵，不在他坐得有多高。而是，哪怕你身居高位，也不失对他人的尊重。
80高龄重新上路
季羡林说“我的学术研究冲刺点是在80岁以后。”最著名的莫过于《糖史》。
（点击图片看梁文道解读《糖史》）
写作始于1981年，最终完成于1998年，是季羡林先生至今为止用力最勤、篇幅最大的一部学术著作。全书共分三编：第一编为国内编；第二编为国际编；第三编为结束语，共计七十三万余字。季羡林：“我写《糖史》是‘醉翁之意不在酒’。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，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。”
懂历史研究的人都知道，做研究，先得有史料，史料哪里来，找！问题在于，关于“糖”的资料，零散地分布在各种典籍之中，所以，想研究糖的历史，季羡林就必须一个一个将它们分散的史籍中找出来。这样的工作类似于，在一片沙滩里散落着无数的绣花针，你得一小块一小块地筛选，直到筛完这片沙滩，找出所有的绣花针。
此时的季羡林，已经80高龄，名利早已双收，安享晚年。但季羡林之所以是季羡林，就是他从不觉得，自己是个可以坐享晚年的名人。
每天天一亮，季羡林就穿着他的标配：蓝色的卡其布中山装，往北大图书馆跑。一坐就是一天，从卷帙浩繁的书籍中，一本本地、一页页地、一句句地寻找和糖有关的史料。
哪怕找到一条有用的，季羡林都会欣喜如狂，如获至宝。但有时候，季羡林连续翻了好几天，都找不到一条有价值的史料。但又如何呢，季羡林依旧是每天一趟，寒暑不辍、风雨无阻。
而这一趟趟，就足足走两年。季羡林说“我拼搏了将近两年，没做过详细统计，不知道自己究竟翻了多少书，但估计恐怕要有几十万页。”
“几十万页”是什么概念？如果一本书二十万字的话，他翻了将近一千本书。很多人终其一生，也未必读过一千本书。
1981年到1998年，经过近二十年的酝酿，一本“言必有据，无征不信”的《糖史》终于出版，前后三编，共计七十三万字。
“我写《糖史》是‘醉翁之意不在酒’。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，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。”
关于糖史，有无数的著作，但真正从文化交流角度来写的《糖史》，唯季羡林一人而已，前无古人。
很多人，成名之后再无作品。因为他们把名声看得太重，生怕稍有不慎，就会砸了自己的招牌。但季羡林不怕，他要进步，哪怕年过八十，也同样可以重新上路。
老实做人，踏实做事
1999年，季羡林八十八岁，出版社为季羡林祝寿。北大勺园的宴会上，来宾云集，各种祝词和赞扬都纷纷涌来。
来宾致辞结束后，轮到寿星作答。季羡林说：“我刚才坐在这里，很不自在。我的耳朵在发烧，脸发红，心在跳。我听见大家说的话，你们不是在说我，你们说的是另外一个人。”
晚年季羡林，名声接踵而至，“国学大师”、“学界泰斗”、“国宝”成了他的便签。但对他来说，这不但不是欣喜，反倒是压力。所以，他“三辞桂冠”。
一辞“国学大师”：
“环顾左右，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，大有人在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竟独占“国学大师”的尊号，岂不折煞老身。”
二辞“学界泰斗”：
“这样的人，涛涛天下皆是也。但是，现在却偏偏把我“打”成泰斗。我这个的泰斗又从哪讲起呢？”
三辞“国宝”：
“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，所以他就成为“宝”。但是，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，也都只有一个，难道中国能有13亿“国宝”吗？”
对于和自己无关的名誉，他坚辞不受。季羡林说：“三顶桂冠一摘，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。身上的泡沫洗掉了，露出了真面目，皆大欢喜。”
季羡林那一代人，老实做人，踏实做事，有自己的生活，也有自己的坚持，身份不过是个虚名。他甚至从来都没想过要像明星一样去生活，他只想做最真实的自己。
“假话全不说，真话不全说”
1986年，季羡林写了《为胡适说几句话》一文。一时间，激起千层浪。那个年代胡适还是个“反面人物”，人人谈“胡”色变，没人敢涉足这一“禁区”。
有朋友劝他不要给自己惹麻烦写这样的文章，季羡林却认为，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这重要地位，这不只是对胡适个人的评价问题，也是涉及到许多重大学术问题的大事。自己有必要站出来说真话，还胡适以真，还文化以真。这当然不是老来任性，而恰如少年的天真萌。
2006年北大校庆时期，著名主持人杨澜对季羡林有一次电视采访。
杨：你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，回到中国，到底是什么驱使你回国呢？
季：钱多，当时一个副教授五十元，一个正教授八十元。而当时一石谷只两元钱，薪水和物价实在很悬殊，因此选择了回国。
杨澜仍不死心：你看北京大学怎样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？
季：北京大学本来就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。还不存在如何成为的问题。但要做的更好，就要增加投资。
杨澜是个好主持：那么，你认为要胜任北大校长需要一些什么条件?
季：能找到投资！要说做学问，不是校长的任务，主要是找到投资，把好钢用在刀刃上，才是一个好校长了。
当时的舆论环境远不及现在开放，季羡林的这段话在当时无疑是平地炸雷，一语惊醒了当时昏沉沉的高校教育环境。人们常说“两年学说话，一生学闭嘴”，而季羡林告诉我们，学说话其实不必两年，只需要记住十个字：“假话全不说，真话不全说。”
一个真实的人 一个高贵的人
季羡林的一生，何其辉煌，为学做人，臻于极致，陈寅恪多次提携，胡适之不吝赞美，连温家宝总理都曾五次登门拜访。
然而终其一生，季羡林都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人，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儿子：一身蓝色卡其布中山装，一只最简单的敞口手提包，甚至一件雨衣，他都能穿50年。
更难得的是，他丝毫没有大师的架子，对人也好、对事也罢，他没有半分掩藏，说真话、讲实事，他愿意将他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世人。
季羡林的学生唐师曾这样评价他的老师：他不是大师、不是教授、不是专家学者……他就是那么一个千篇一律的普通知识分子，穿蓝色中山装，别英雄钢笔，除了手上的“欧米茄”手表之外，没什么特殊。白天出门上班，晚上推自行车进楼。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，像所有的北大老师那样和蔼可亲。
他或许不是圣人，但他却是中国难得的一个真实的人，一个高贵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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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综合整理自国馆（ID：guoguan5000）、拾遗（ID：shiyi201633）。转载请联系原作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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