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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到骨子里的高贵,是没有身份感

海派评论 2019-12-11


日记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真性情。

因为日记,我们知道胡适先生最爱打麻将,不管刮风下雨、还是酷暑难耐,都得“打牌”、“打牌”、“打牌”,戒都戒不掉。


季羡林先生的日记更有趣:

1932.09.11  我的稿子还没登出,妈的。


1932.09.23  早晨只是坐班,坐得腚都痛了。


1932.12.21  说实话,看女人打篮球……是在看大腿。附中女同学大腿倍儿黑,只看半场而返。


1933.04.29  因为女生宿舍开放,特别去看了一遍。一大半都不在屋里。


1934.03.13  没作什么有意义的事——妈的,这些混蛋教授,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,还整天考,不是你考,就是我考,考他娘的什么东西?


1934.05.17  今天看了一部旧小说,《石点头》,短片的,描写并不怎么秽亵,但不知为什么,总容易引起我的性欲。



“日记是最具体的生命的痕迹的记录。


这是季羡林在大三大四时写的《清华园日记》,内容属实,绝无虚构,看完不禁一笑,原来大师也看美女、骂教授,做春梦、压抑的荷尔蒙无处发泄。

 

2003年,辽宁美术出版社决定出版季羡林的日记,看到这些边角料,有点刺眼,觉得有损大师的身份,便向季羡林建议,做适当删减。

 

季羡林坚决不同意,“我考虑了一下,决定不删,一仍其旧,一句话也没有删。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,今天不是圣人,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。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。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。”



其实,删了,没有任何不妥,自己改自己的东西,再正常不过,但季羡林不删。那是真实的自己,又何须掩饰。他不是圣人,更不想用圣人的身份,去骗取世人的顶礼膜拜。他要将最真实、最原始的面貌展现于世。


 绝不是什么英雄 

季羡林应该是民国大师里出身最穷的了。


他出生在1911年的山东,穷省中的穷县,穷县中的穷村,穷村里最穷的一家。自出生家里便一年到头是粗粝的红高粱面饼子和咸菜,没钱买盐便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,熬水腌制挖来的野菜。吃到白面,是他童年最大的乐事和目标。


三岁时村里有个举人太太喜欢他,他便每天一睁眼,抬腿就跑去,用甜腻腻的萌音乖巧地叫“奶奶”,举人太太这时便会笑吟吟的从肥大的袖管里掏出一小块白面馒头,他再掰成碎碎的小块细嚼慢咽,珍贵如龙胆凤髓,人间至味。


后来,有人想把季羡林打成地主阶级,曾两次派人到其家乡官庄调查,可老家的人告诉几位调查的人:如果要开诉苦大会,季羡林是官庄第一名诉苦者,他连贫农都不够。


还好,人生的高度,并不由人生的起点来决定。



尽管,那时季羡林做过最美的梦,无过于梦到了花生米。他也坦言:我不愿意说谎话,我绝不是什么英雄,“怀有大志”,我从来没有过“大丈夫当如是也”一类的大话,我是一个十分平庸的人。 


但这个平庸的人,却开启了一段不平凡的人生。


 儿时课堂偷看小说 

通常的“大师”童年,都应该风光无限——天赋高,家教好,成绩优异,自有上天眷顾,人生就像开了挂一样。但季羡林不是,季羡林不但普通,甚至还有点笨。

 

按季羡林的说法,他儿时读书时,就从未考过第一名,只是中上水平,甚至因为珠算打得不好,还挨过板子。曾经上课还偷偷看小说:桌子上面摆着课本,桌子下面却摊着小说,甚至连《金瓶梅》都看,老师在上面苦口婆心,吐沫横飞,季羡林却直瞪着西门大官人的巫山云雨而想入非非。


或许正是由于环境宽松,不为考试所累,才让季羡林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,去培养自己的兴趣、爱好,去挖掘那颗深藏内心的文化火种。大师出民国,也并非没有道理。

 

升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文科班后,季羡林像是换了一个人。先是别人视为畏途的英语,季羡林“如履平地”,在班里成绩拉下所有其他人一大截。第一次期考,季羡林还生平第一次拿到了甲等第一,更是全校平均分唯一超过95分的学生。



高中毕业后,季羡林考上了清华大学,选择了最火的西洋文学系,并有幸结识了恩师朱光潜和陈寅恪。也正是陈寅恪,让季羡林深深地爱上了佛教史。


也许你并不相信,年轻时候的季羡林并没有什么野心,考大学,不过为了能有个吃饭的铁饭碗。铁饭碗是有了,但季羡林想镀金,要镀金,就得出国。命运也眷顾了他,他被选中了。


 接触梵文 

1935年,季羡林泪别清华,告别了破败的国、贫穷的家,以及老亲、少妻、幼子,赶赴德国。但他怎么也没想到,这一别,就是十年。

 

来到德国后,季羡林被改派到了哥廷根大学——一个风景秀丽的大学城,那里四季绿树如茵。最开始,季羡林选择了希腊文,不知道是语言天赋不够还是怎么的,他一点也听不懂。

 

不得已,季羡林改学梵文,也正是这一次的改变,让中国从此多了一名东方学大师。有趣的是,选梵文的也只有他一个人。



上天眷顾了季羡林。当时唯一能读懂吐火罗文的西克教授,在课堂上郑重宣布,他要把他毕生的学问毫无保留地传给季羡林。

 

这回,季羡林是真捡着金饭碗了!


“做学问,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”

曾有学生向季羡林求教:“做学问可有捷径?我的论文实在憋不出来了。”季羡林一听,笑了:“论文岂是憋出来的?”然后补了句至理名言:

 

“水喝多了,尿自然就有了!

 

话糙理不糙。而终其一生,季羡林能取得如此之高的地位,全在于他独门武学:“多喝水”。

 

1946年,留德十年的季羡林终于归国,在恩师陈寅恪的推荐下,任教北京大学。恰巧遇到胡适和陈垣在论剑。



胡适和陈垣都是民国的学术大咖,很长一段时间里,两人都因一个问题而“打架”。

 

胡适认为,先有“浮屠”,后有“佛”,而陈垣则认为是先有“佛”,后有“浮屠”。两人争论了很久,“火花四溅、乱石飞空”,但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
 

那时的季羡林还是个毛头小子,虽然是海归,但籍籍无名。他一看这情形,笑了,心里想:这些个教授,除了瞎折腾乱考试,就只剩吵吵吵了,看我的。

 

季羡林出招了,他先是找来了梵文、吐火罗文A、吐火罗文B,还不够,又找来了回纥文、康居文、于阗文,然后闭门修炼,把所有的关节层层打通,一篇论文横空出世。

 

陈寅恪看到季羡林的论文便惊呆了,于是将把季羡林的论文推荐到了当时最权威的学术刊物—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出版。

 

胡适一看,也惊呆了;陈垣一看,沉默了,虽然没表态,但偷偷地塞给了季羡林三块大洋,对他说,小季啊,你来我学校讲学吧!

 

几十年后,胡适退隐台湾,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,曾跟手下的学生讲:“做学问,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。”这句话算是对季羡林最好的总结了!



骨子里的高贵,不是装出来的,更不是吹不来,是一步接着一步,一脚跟着一脚踩出来的。看重身份的人,顶着“教授”“成功”的幌子,招摇撞骗,原地不前。

 

只有真正高贵的人,才明白,成绩永远靠自己一点一滴积累而成。踏实做事,认真为学的人,光辉自在,掌声自来。


 帮学生看行李 

在北大,流传着一件趣事,上世纪70年代:一位北大新生前来报到,扛着大包小包到处跑,那情形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。加上初到北京,激动中夹着惶恐。

 

新生好不容易找到报到处,注册、分宿舍、领钥匙、买饭票……手忙脚乱中,恰巧一位老头经过,提着塑料兜,神态从容。新生以为是那老头是个保安,便把行李交给老头看管。



老头欣然答应。

 

新生便自个忙去了,忙完时已过正午,新生突然想起,自己的行李还在老头那儿。他一路狂奔回去,发现老头竟坐在原地,从容读书。

 

次日,开学典礼,新生惊呆:那个给他看行李的老头竟然坐在主席台上。一问,他竟就是北大赫赫有名的校长、东方学大师季羡林。


 帮学生借阅古籍 

季羡林对学生的好,远不止这些。1981年,季羡林的一名研究生作硕士论文,需要对古代刻本做校勘,有的刻本是稀世文物,藏在北京图书馆,只有特定的人才能查看。



学生过去问,被北图的人直接拒绝。学生找老师帮忙。季羡林一听,笑了,说:“找个时间,我们一起去吧!

 

季羡林说话算数,专门找了一天,陪着学生去了北图。调书、取书、借阅,一切顺利。

 

学生开始校勘,季羡林则拿出准备好的书稿,开始自己的工作,整整半天过去,季羡林没催过学生一句,直到学生录完卷子。谁都知道,校长的事情肯定不少。


 为学生助脚站威 

2001年11月19日,北京大钟寺,四级北风,零度以下,一名中年学者对着永乐钟上铭刻的梵文作学术讲解。

 

中年学者是季羡林的学生,他足足花了十年的时间,才将大钟上的铭文考释清楚。对于学生的汗水和付出,季羡林心里十分清楚,对于这场学术报告。他认为自己一定不能缺席。

 

两个多小时的学术报告,季羡林一直坐在台下,顶着寒风,认真听讲,那时他已90高龄,身患重病。

 

事后,有人问季羡林:“就算是为学生站脚助威,也没有必要在那里冻两个小时呀。”季羡林说:“有必要!因为他讲的有些新东西,有的我还不了解。

 

先生之风,高山仰止。一个人高贵,不在他坐得有多高。而是,哪怕你身居高位,也不失对他人的尊重。


 80高龄重新上路 

季羡林说“我的学术研究冲刺点是在80岁以后。”最著名的莫过于《糖史》。

(点击图片看梁文道解读《糖史》)


写作始于1981年,最终完成于1998年,是季羡林先生至今为止用力最勤、篇幅最大的一部学术著作。全书共分三编:第一编为国内编;第二编为国际编;第三编为结束语,共计七十三万余字。季羡林:“我写《糖史》是‘醉翁之意不在酒’。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,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。


懂历史研究的人都知道,做研究,先得有史料,史料哪里来,找!问题在于,关于“糖”的资料,零散地分布在各种典籍之中,所以,想研究糖的历史,季羡林就必须一个一个将它们分散的史籍中找出来。这样的工作类似于,在一片沙滩里散落着无数的绣花针,你得一小块一小块地筛选,直到筛完这片沙滩,找出所有的绣花针。

 

此时的季羡林,已经80高龄,名利早已双收,安享晚年。但季羡林之所以是季羡林,就是他从不觉得,自己是个可以坐享晚年的名人。

 

每天天一亮,季羡林就穿着他的标配:蓝色的卡其布中山装,往北大图书馆跑。一坐就是一天,从卷帙浩繁的书籍中,一本本地、一页页地、一句句地寻找和糖有关的史料。

 


哪怕找到一条有用的,季羡林都会欣喜如狂,如获至宝。但有时候,季羡林连续翻了好几天,都找不到一条有价值的史料。但又如何呢,季羡林依旧是每天一趟,寒暑不辍、风雨无阻。

 

而这一趟趟,就足足走两年。季羡林说“我拼搏了将近两年,没做过详细统计,不知道自己究竟翻了多少书,但估计恐怕要有几十万页。

 

“几十万页”是什么概念?如果一本书二十万字的话,他翻了将近一千本书。很多人终其一生,也未必读过一千本书。

 

1981年到1998年,经过近二十年的酝酿,一本“言必有据,无征不信”的《糖史》终于出版,前后三编,共计七十三万字。


“我写《糖史》是‘醉翁之意不在酒’。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,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。


关于糖史,有无数的著作,但真正从文化交流角度来写的《糖史》,唯季羡林一人而已,前无古人。

 

很多人,成名之后再无作品。因为他们把名声看得太重,生怕稍有不慎,就会砸了自己的招牌。但季羡林不怕,他要进步,哪怕年过八十,也同样可以重新上路。


 老实做人,踏实做事 

1999年,季羡林八十八岁,出版社为季羡林祝寿。北大勺园的宴会上,来宾云集,各种祝词和赞扬都纷纷涌来。

 

来宾致辞结束后,轮到寿星作答。季羡林说:“我刚才坐在这里,很不自在。我的耳朵在发烧,脸发红,心在跳。我听见大家说的话,你们不是在说我,你们说的是另外一个人。



晚年季羡林,名声接踵而至,“国学大师”、“学界泰斗”、“国宝”成了他的便签。但对他来说,这不但不是欣喜,反倒是压力。所以,他“三辞桂冠”。


一辞“国学大师”

 

“环顾左右,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,大有人在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竟独占“国学大师”的尊号,岂不折煞老身。

 

二辞“学界泰斗”:

 

“这样的人,涛涛天下皆是也。但是,现在却偏偏把我“打”成泰斗。我这个的泰斗又从哪讲起呢?

 

三辞“国宝”:

 

“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,所以他就成为“宝”。但是,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,也都只有一个,难道中国能有13亿“国宝”吗?

 

对于和自己无关的名誉,他坚辞不受。季羡林说:“三顶桂冠一摘,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。身上的泡沫洗掉了,露出了真面目,皆大欢喜。”

 

季羡林那一代人,老实做人,踏实做事,有自己的生活,也有自己的坚持,身份不过是个虚名。他甚至从来都没想过要像明星一样去生活,他只想做最真实的自己。


  “假话全不说,真话不全说” 

1986年,季羡林写了《为胡适说几句话》一文。一时间,激起千层浪。那个年代胡适还是个“反面人物”,人人谈“胡”色变,没人敢涉足这一“禁区”。


有朋友劝他不要给自己惹麻烦写这样的文章,季羡林却认为,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这重要地位,这不只是对胡适个人的评价问题,也是涉及到许多重大学术问题的大事。自己有必要站出来说真话,还胡适以真,还文化以真。这当然不是老来任性,而恰如少年的天真萌。


2006年北大校庆时期,著名主持人杨澜对季羡林有一次电视采访。


杨:你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,回到中国,到底是什么驱使你回国呢?


季:钱多,当时一个副教授五十元,一个正教授八十元。而当时一石谷只两元钱,薪水和物价实在很悬殊,因此选择了回国。


杨澜仍不死心:你看北京大学怎样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?


季:北京大学本来就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。还不存在如何成为的问题。但要做的更好,就要增加投资。


杨澜是个好主持:那么,你认为要胜任北大校长需要一些什么条件?


季:能找到投资!要说做学问,不是校长的任务,主要是找到投资,把好钢用在刀刃上,才是一个好校长了。 


当时的舆论环境远不及现在开放,季羡林的这段话在当时无疑是平地炸雷,一语惊醒了当时昏沉沉的高校教育环境。人们常说“两年学说话,一生学闭嘴”,而季羡林告诉我们,学说话其实不必两年,只需要记住十个字:“假话全不说,真话不全说。


 一个真实的人  一个高贵的人 

季羡林的一生,何其辉煌,为学做人,臻于极致,陈寅恪多次提携,胡适之不吝赞美,连温家宝总理都曾五次登门拜访。


然而终其一生,季羡林都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人,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儿子:一身蓝色卡其布中山装,一只最简单的敞口手提包,甚至一件雨衣,他都能穿50年。



更难得的是,他丝毫没有大师的架子,对人也好、对事也罢,他没有半分掩藏,说真话、讲实事,他愿意将他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世人。


季羡林的学生唐师曾这样评价他的老师:他不是大师、不是教授、不是专家学者……他就是那么一个千篇一律的普通知识分子,穿蓝色中山装,别英雄钢笔,除了手上的“欧米茄”手表之外,没什么特殊。白天出门上班,晚上推自行车进楼。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,像所有的北大老师那样和蔼可亲。

 

他或许不是圣人,但他却是中国难得的一个真实的人,一个高贵的人。


▽ 

本文综合整理自国馆(ID:guoguan5000)、拾遗(ID:shiyi201633)。转载请联系原作者。


— END —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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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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